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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谈十次路线斗争:这两次不算 这三人没搞阴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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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9-6 09:29:14 |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|倒序浏览 |阅读模式

原题:谁上书邓小平要求重修陈独秀墓?

陈独秀,被人称为“终身的反对派”:反清、反袁、反军阀;批孔、批党、批“国际”。反对“威权”的后果很严重,环顾他的一生,他创建“中国共产党”却被开除党籍,创刊《新青年》却被诬为“汉奸”,发起新文化却不得最终之“觉悟”,提倡新道德却因私生活被诟病,担当五四“总司令”却在凄苦中客死异乡。

2010年10月18日,安庆,陈独秀出生之地。

秋日里的安庆,已显示出萧瑟之气,与安徽南部其他城市不同的是,这个城市被人称为“10年没有变化”。这个安徽省的前省城、开风气之先的沿江重镇,如今只是作为一个三级城市,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同样淡出视野的还有陈独秀。长期以来,历史教科书里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。

长期处于被贬斥地位的陈独秀,其当年生活的陈家老屋被拆毁在预料之中。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在中华民国期间,哪个时代都没能让这个偏僻的陈家老屋安宁过。

安庆位于长江北侧,而陈家老屋离江边不远,如今老屋遗址已与陈家无关——被自来水厂改修成了篮球场。当地人说,原址上曾树碑将此处介绍为革命烈士陈延年、陈乔年故居,并没提及陈独秀。

陈家老屋旁残留有当年陈延年、陈乔年的读书室,当年的气度只剩下破落的气象,出门处便是一个公厕。据说,墙上曾经镶过“文物保护单位”的匾牌,住在文物保护单位里的几家住户当然不乐意,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。

陈长璞回忆说,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,有五进三个天井,宅前宅后都有花园,大门楼有一丈多宽,气度非凡。

2010年10月18日晚九点,在安庆迎宾馆,陈独秀孙女陈长璞来到酒店。她说对祖父的事情不想谈,谈父亲可以。这位安庆市文物局原副局长,虽然已经退休,但是对祖父的一切显然还是采取谨慎的回避态度。第二天,我应约到她的住处拿到她撰写的《陈独秀生平传略》和《陈独秀墓的变迁始末》等资料。

陈长璞是陈松年的女儿,陈松年是陈独秀的三子,陈独秀晚年他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,从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的他,1950年去窑厂做工人。1979年后,陈松年先后被安排为安庆市和安徽省文史馆馆员。

1990年,沉寂一生的陈松年去世。其子陈长琦、也是陈独秀的长孙,现为合肥工业大学机械学院院长。女儿陈长璞曾任安庆文物管理局副局长、安庆侨联副主席等职,是家族中最了解爷爷陈独秀的人。陈长璞还有两个姐姐,分别为陈长玮、陈长玙。

陈长璞自从知道爷爷是陈独秀后,就有意搜集关于陈独秀的资料。“文革”初期,当陈松年得知女儿搜集陈独秀资料时,便暗中告诫女儿说:“你爷爷的事,是国家大事,自有国家来搞,你别插手!”陈长璞并没有听父亲的。她把收集到的资料藏在单位。

幸运的是,现在,无论是陈独秀的后人还是公众,对陈独秀的认识都不再狭隘了。在陈独秀墓边,总会莫名地多出一些鲜花,献花者不知是谁,但是他们对陈独秀有着发自内心的敬意。

父亲陈松年迁墓

1938年7月2日,爷爷乘民权轮入川抵达重庆,来接的人很多,有高语罕、张恨水等人。十余天之前,父亲陈松年已经先期抵达重庆。先住在重庆上石板街,北大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。8月初,应同乡及日本留学时同窗好友邓仲纯之邀至江津,1939年1月迁居邓仲纯开设的医院。翌年迁居江津县偏僻的山岗鹤山坪石墙院。(据杨明兴回忆:“陈独秀两口子住进石墙院,是我父亲杨庆徐特意去请上门的。我曾祖父杨鲁丞是光绪特科贡士,对经史有一定研究,还写了好几部书稿。国学大师章太炎1918年初到重庆时,我曾祖父曾带着书稿到重庆请教,谁知章太炎随便翻了翻,竟批了‘杂乱无章’四个字,气得我曾祖父吐血,回江津后不久就去世了。我父亲仰慕陈独秀的大名,便去请他来石墙院,为我曾祖父整理遗稿。”但《陈独秀大传》作者任建树对此说法存疑,因为“陈独秀还要付房租”,“从100多封的信里,也从未提到整理杨着之事”。)

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,爷爷病逝。(1942年5月12日中午约12时,陈独秀又像往常一样,用水泡制蚕豆花茶水,饮用半小杯后腹胀。蚕豆花泡茶水偏方是医生介绍的,据称喝了可治高血压。但陈独秀所用蚕豆花中,有部分已经发了霉,用开水泡过后,汁水成黑色,味道也不正。原来蚕豆花采摘时曾遇雨,晾晒了好几天才干,因此中毒。第二天清晨,陈独秀抱病写下“最后的政治意见”的最后一篇文稿《被压迫民族之前途》。同日,有朋友来访,午餐食用四季豆烧肉过量,夜不成寐,至午夜呕吐,吐后稍缓。至17日,头晕目眩、多次昏厥。第二天,陈独秀派人去找何之瑜和邓初,他们两人以及陈松年赶来探视。如此挨到23日,有江津的两位西医前来出诊,“施行灌肠,大便得通,然病情仍未少减”。至此,陈独秀自知来日无多,至25日,他交代遗嘱。1942年5月27日中午,陈独秀陷入昏睡,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均无效,至晚上9时40分,陈独秀逝世,终年64岁。潘兰珍、陈松年夫妇、孙女长玮和长玙、侄孙长文、何之瑜、包惠僧都围在了陈独秀的身旁。弥留之际,陈独秀嘱咐潘兰珍“今后一切自主,务求自立”。)对于这些详细的过程,我不是很清楚。

父亲陈松年回忆说:“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,在父亲的晚年全靠她料理服侍。她平时在家很少言语,做事勤快利落,不愧是个工人出身。我们家人对她也很尊重,我们尊之为母,我儿辈呼她二奶奶。我祖母称她二娘子。”(1939年上半年,周恩来曾派朱蕴山去四川江津看望陈独秀,劝他到延安定居。陈独秀怅然道:中共的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,大钊死了,延年死了,“他们开会,我怎么办呢?”还说,他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,不愿丧失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言论自由。(朱蕴山:《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》))

6月1日,爷爷的灵柩从距江津县三四十里外的鹤山坪,一直抬到县城大西门的外鼎山山麓桃花林邓氏康庄。安葬在康庄。墓地及安葬均由江津名绅邓蟾秋叔侄赞助,碑文:“独秀陈先生之墓”。碑文系先祖亲戚葛康俞书。

我们祖籍系安庆市怀宁县白泽湖乡沈家店陈家剖屋,爷爷出生在安庆市城北后营。遵爷爷遗嘱,父亲陈松年于1947年5月,将先祖灵柩启运至家乡,也于同年6月1日下葬,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。碑文“先考陈公仲甫之墓”。父亲在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:“1947年2月(指农历二月——笔者注),我到江津办理运先父的灵柩,先雇了一只小木船,把灵柩运到重庆,再托重庆浙江会馆迁运。我在会馆办完了手续,最后要在灵柩上刻上先父的名字和接收人的姓名。我不敢在灵柩上刻‘陈独秀’三个字,怕在迁运途中引起麻烦,只好刻上先父科考的名字‘陈乾生’。先父灵柩运抵安庆后,我根据生母临终时的嘱咐,将先父、生母合冢于北郊叶家冲,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,只是立了个碑,刻上‘陈乾生’的名字。”每年清明节,父亲都带着儿女去扫墓、祭祀。

我两次上书中央

第三次修墓是在1979年,这年10月7日是陈独秀诞辰100周年。安徽省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批示,陈独秀墓可以家属的名义修一修,立块碑。1980年由安庆市文化局出资200元,简单地进行了修葺,请几位农民挑些土将坟抬高一些。在原碑不存的状况下重立了碑,碑文:“陈公仲甫字独秀,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”,并以先祖的四个儿子名字而立。碑文为安徽省书画院葛介屏书。(帅文洁在《百年潮》撰文:1980年冬,安庆市文化局副局长张君等人与陈松年谈及陈独秀墓之事,相约一同到山上去寻看墓地。墓地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,已成平地,前前后后杉木成林,无标记可寻,怎么也找不着。后来,在当年为陈独秀抬棺的一位叫朱雅盛的老农帮助下,他们找到地点并认出陈独秀的楠木棺材,才确认了墓地。老农还说,原来有块石碑,1958年被人挖去铺路了。)

这就是相隔33年后,陈独秀墓的第三次修建。

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邓小平在《对起草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〉的意见》中指出:“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,现在应该怎么看?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。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。这就减去了两次。林彪、江青是反革命集团。陈独秀,还有瞿秋白同志、李立三同志这三人,不是搞阴谋诡计的……”

第四次大修是由于我们后代给邓小平写了封信,其中一点就是关于墓地之事。邓小平亲自批示:对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,请安徽省考虑,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重修,并望报中央。安庆市政府先后拨款2万元进行了修葺。碑文只有“陈独秀之墓”这五个字,由安徽省书画院张建生书。陈独秀墓园得到了重修和扩建,也竖立了“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标志。这一次,墓身砌上水泥,但坟顶却未封,依旧黄土朝天,寓意盖棺而论未定。

1994年又经国家文物局审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并拟报国务院核定公布。

第五次修墓也是因为我们后代及叶尚志先生先后上书中央,1998年曾庆红、李铁映对此做出批示。同年11月,中央办公厅督查局正局级督察员刘国能、羿福珍到安庆就批示办理情况进行专项督察。安徽省政府于1998年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经过努力,1999年底国家文物局及安庆市政府共计拨款130万元,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葺。由占地200平方米,扩大至1058平方米的二层墓台的墓地。碑文是集的唐代文学家、书法家欧阳询的字。

2005年至2007年,在安庆市委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直接关注下,倡导市、县各级部门及党员捐助一千余万元,扩建了目前较为有规模的墓园,并竖立了先祖的铜像。

除第一次、第二次外,以后四次修建,我因为工作关系,都全程参与了。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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